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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六点四十，公司的卷闸门刚拉起一半，穿洗得发白的藏青工服的老陈，第一个跨进门槛。他没先开电脑，径直走到走廊尽头的样品展示区，抬手按亮那排嵌在亚克力板后的暖光灯——那是文化墙打样区的专用灯，色温调在三千二，跟多数空间的主照明差了近一千K。
上午九点半的会议室，刚结束一轮视频连线的设计师小周，把打印好的色卡按在客户发来的电子稿旁。对面坐的是对接人，指尖在卡纸上的松烟墨色块上停了两秒：“我们要的是去年年会背景的那种黑，不是印刷的死黑。”小周拿起色卡本翻到对应页：“您看，这是我们200多位坐班设计师里专门调颜色的组，去年的物料就是他们定的这个色号，您要的质感，我们能对上。”
午后两点的制作间，阳光斜切过操作台，打样的文化墙底板刚喷完底漆，工人正用无尘布擦去边缘的浮尘。旁边堆着一摞从代采供应链刚送到的金属字胚，对接人指着上面的哑光银字样：“这个质感会不会太亮？”工人停下手里的活，拿起一块备用的哑光银样片：“我们都是定稿后才走代采，而且是货到付款，要是您不满意，随时退。”
傍晚六点十分，客户的对接人拎着帆布包走进来，手里攥着刚拍的工地照片。操作台的半成品已经装在定制的硬纸箱里，上面贴着标注好的编号。“这是我们累计服务7000多家客户后攒的经验，每一个编号对应您的需求，不会混。”老陈接过纸箱，递过一份检查清单：“您可以当场核对，要是有不对的，我们当场调整。”
晚上七点半，老陈把最后一份待做的文化墙方案放进文件柜，指尖扫过柜顶的一摞旧色卡——那是这二十年里攒下的调色调样的底子。
晚上八点，最后一盏灯熄灭，老陈锁上公司的大门。走廊里的文化墙样品灯还亮着，暖光落在地上，像在等第二天的第一片晨光。